据新华社电 瑞典文学院8日宣布,将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德国女作家和诗人赫塔·米勒(Herta Muller)

罗马尼亚裔女作家赫塔·米勒

罗马尼亚裔女作家赫塔·米勒

罗马尼亚裔女作家赫塔·米勒

据悉,米勒并不是知名作家,而且她是继格拉斯后又一德国作家获文学奖,因此被外界视为“爆冷”。

瑞典文学院在颁奖决定中说,米勒的作品“兼具诗歌的凝练和散文的率直,描写了一无所有、无所寄托者的境况”。她将获得1000万瑞典克朗(约合140万美元)的奖金。

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恩格隆德面对各国记者用瑞典语、英语和德语宣读了评委会的决定。他说,米勒用多元化的语言,通过文学作品向世人展示了自己的成长环境及后来在异国他乡的生活感悟,她用凝练和率直的语言描述了一个个富有感情色彩的故事。

女性获奖人数创纪录

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第12名女性获奖者,也是今年继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化学奖之后再次出现女性获奖者。

在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女性获奖者包括赛珍珠、托妮·莫里森等。今年截至8日,已有4名女性获本年度诺贝尔奖,女性获奖人数创历年诺贝尔奖之最。

值得注意的是,与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等不同,文学奖大多归属一名获奖者,而非多人。自1901年首次确定文学奖获奖者至今,这一奖项仅4次由两人分享。

诺贝尔文学奖创立于1901年,迄今已有102人获奖。去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20世纪后半期法国新寓言派代表作家克莱齐奥。

背景

“底层众生相”打动评审

罗马尼亚裔的德国女作家赫塔·穆勒集小说家、散文家、诗人于一身。此次获奖令其成为诺奖设立以来第12位获奖的女性。瑞典文学院在颁奖公告中说,赫塔·穆勒是因为“其写作具有诗歌的精炼和散文的平实,描绘了一幅底层社会的众生相。”而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彼得·恩格隆德则指出,穆勒创作“一方面具有独特的语言风格,另一方面则真实地讲述了生活于极权之下人的状态。”

瑞典文学院的18位院士组成了此次评审团。自今年年初以来已经接到了200余位作家的提名。赫塔·穆勒是在一个5人最终提名中胜出,为此其成为第106位获奖者。去年诺贝尔文学奖就颁给了法国作家克莱齐奥,因为“他的写作开拓了新的文学领域,充满了诗意的历险和对感观狂热的探索。”

德语文坛最具特色女作家

赫塔·穆勒1953年8月17日生于罗马尼亚,来自一个讲德语的罗马尼亚少数民族家庭。她曾在提米索拉大学修读德国文学和罗马尼亚文学。毕业后做过翻译和教师等工作。因拒绝和国家安全部门合作,1984年成为自由作家。1987年,穆勒与她的丈夫移民德国,现居住在柏林。

Herta Muller

Herta Muller

目前,穆勒已是当代德语文坛最具特色的女作家。1982年,穆勒发表了德语短篇小说集《低地》。该部短篇小说集以一个儿童的视角,再现了巴纳特人的乡村生活,揭露了家庭和社会的阴暗面,因此在罗马尼亚激起轩然大波,并成为禁书,一时引起广泛争议。

不过,德国文学批评界则惊喜地发现了一位文学新人,批评家们赞扬穆勒发现了文学的新大陆———罗马尼亚说德语的巴纳特地区。目前,包括《绿梅树的土地》在内的四部著作被翻译成英文。

■ 国内反应

中东欧文学是研究盲点

著名诗人唐晓渡、学者止庵,北师大教授、文化批评家张柠,都表示完全不了解赫塔·穆勒,止庵称,“赫塔·穆勒是近年来诺奖得主中第三个中国读者完全不了解的作家,她和之前的凯尔泰斯、耶利内克一样,在得奖前大家都不知道。而这三位作家均来自中东欧国家。而英语文学的诺奖得主我们可能‘没想到’,但不会‘不知道’。这说明,到目前为止,这一地区的文学一直是研究的盲点,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界、翻译界、出版界都存在着不同的问题。”

止庵说,国内的出版社之前没有出版过赫塔·穆勒的著作,仅有2002年的《译林》杂志刊登过她的一篇短篇小说。止庵认为,凯尔泰斯、耶利内克、赫塔·穆勒作品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可以证明,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专家视野还不开阔,而100年前,鲁迅、周作人翻译的《域外小说集》出版,这部书译介的主要作品,作者恰恰来自中东欧地区而不是英美文学界。而现在还不如那个时候。中东欧地区的文学成为了外国文学研究的盲点。另一方面,出版界每年有那么多人出去,但是大家普遍把眼光盯紧在亚马逊网站排行靠前的英语文学作品上。“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三个,一是忽略了非英语语种的文学;二是只盯大国,忽略小国;三是还有前冷战意识形态———赫塔·穆勒在罗马尼亚写作时,就是一个异己分子。”止庵说,“出版界买版权就像押宝,以作家在美英等国受到的评价为标准。但是,诺奖评委们有自己的标准和思维逻辑,这一点和我们完全不同。”

张柠认为,对于西方中心主义最严厉的批判,恰恰来自西方国家。近年来,西方文化界十分关注发展中国家和少数族裔的文化,而我们一方面不认可西方中心主义,另一方面在文化交流中又形成了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整体模式,又埋怨别人不关注我们,这就是现实存在的悖论。“中国那么多大学和外国文学研究机构,对于中东欧文学研究留下这么大的空白,实在是不应该。”

在瑞典文学院将2009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迁居德国的罗马尼亚裔女作家赫塔·米勒之后,几乎大部分人涌起的第一感觉是,“赫塔·米勒是谁?”

这不仅仅存在于几乎没有译介其作品的中文界(中国台湾地区仅有一本《风中绿李》,而中国大陆的《译林》杂志也只介绍过单薄的一个短篇),即使连一向追踪欧洲文学的耶鲁大学教授Harold Bloom也非常尴尬地向追逐的记者表示,“我没有什么要说的,因为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

无疑,赫塔·米勒获奖是“爆冷中的爆冷”,她自己甚至对此都感到震惊。不过,瑞典文学院并不讳言近年来不断选择欧洲作家是为了“回归欧洲文学传统”。除了2006年授奖给土耳其作家帕慕克以外,最近5年来都是青睐欧洲作家,而且“趋冷化”严重。无论是品特、克莱齐奥以及莱辛都被认为是不具备传播广度的作家。而十多年来未染指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被瑞典文学院贬为“太狭隘和太单调,美国人暂时还没有能力参与到世界级的文学对话之中……你无法否认的是,欧洲依然是世界文学的中心”。

瑞典人的声明必定让美国文坛健将例如菲利普·罗斯和乔伊斯·卡洛尔·欧茨备受打击,他们曾被认为是当今世界最具洞察力的作家,前者以《人性的污点》而广为人知,后者的代表作是好评如潮的《贝莱福勒》。瑞典人强调的“诺奖欧洲中心论”的言辞也必使大热门以色列作家Amos Oz以及日本人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等人感到黯然。

诺贝尔奖一直有“偏颇、同仁化以及零碎化”的指责,这种指责发源于对社会科学奖项的怀疑,现在甚而延伸到自然科学奖,例如很多科学家对诺贝尔物理学奖单调地追逐“粒子发现”感到不解,同时质疑诺贝尔奖项设置的科学性,认为已经不能反映新兴学科的兴起和跨学科的复杂。但毫无疑问,文学奖一直承担着最高级别的质疑,它不仅颁发给太多陌生的名字,而且还错漏过很多伟大的名字。

但是,坦率地说,我们并不认为瑞典文学院是“独裁、封闭以及拥有一种反市场销量的自以为是”,他们可能遵循的是一种古老的同仁评议制,他们可能拥有一些古怪的感受,将一些平庸之辈提拔上去;但也同时放射出与众不同的眼光,将一些小圈子内传播的伟大名字释放出来。

赫塔·米勒就是一个伟大的名字

瑞典人在授奖宣言中说道“赫塔·米勒文学中的道德动力使之完全符合诺奖标准”。所谓“道德动力”,指的是米勒对于罗马尼亚特殊政治时期的批判和揭露。米勒同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政权的“不合作”是世人皆知的,她被迫逃离罗马尼亚侨居德国。她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剖析极权社会的停滞、批判秘密警察的控制、知识分子在高压下的恐惧、无处搁浅的乡愁以及被叛变玷污的友谊。从某种意义上说,她的时间似乎停摆在“齐奥塞斯库时段”,即使在意识形态阵营对抗局面不复存在的今天,她在今年8月份出版的小说《呼吸秋千》依然是以一个被驱逐进乌克兰劳改营的17岁少年口吻讲述一段隐秘而曲折的回忆。显然,她的政治意识如同“远古恐龙”,被一个沉痛的情结所横亘,然后野蛮而扭曲地生长出精妙而带有警醒意味的图像。

她的小说具有自白文学的特征,但却充盈着大量虚构的意群,就像本雅明所言“回忆是对过去的无限篡改能力”。而米勒在其最著名的演讲《感觉是如何自我虚构的》,坦陈严格的审查迫使她学会了复杂的语言攻守策略,陌生化的段落建构、意象的扭曲式表达、心理状态衍生式通感,导致她不得不与那些明快清晰的文学“绝缘”,她更是拾起法国诗人波德莱尔(《恶之花》)以降的“丑学”传统,将一种沉重的阴郁感发展成一种宏大精确的美学。

例如,早期作品《洼地》可以看作是米勒勾勒的巴特纳边区的乡村编年史,它不是田园牧歌,而是混合着社会控制、恐怖、仇杀、鄙俗、暴力、民族主义以及个人崇拜和陈腐的天主教传统。主人公是一个小孩,他的父亲是酒鬼和暴君,母亲是顺民和家庭奴仆,祖父是伪君子,祖母则是一个虐待人的泼妇。故乡对米勒来说,是一种耻辱的无从拯救的“故土肮脏”。

《人是一只大野鸡》讲述的是罗马尼亚边远地区的一个巴纳特人申请出国,遭到罗马尼亚官方的各种刁难,女儿被乡村教会长老强暴,这个可怜人历经艰辛离开故乡,已经没有足够的心力去返回故土。赫塔·米勒强化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沉痛和绝望——家国两殇:国家主义的严密监控、巴纳特山村的宗法恶习;国家发展已经停滞、巴纳特乡村则充斥着死亡气息。

在随后的《单腿的旅行者》,赫塔·米勒更是将这种氛围发挥到极致,罗马尼亚移民伊蕾妮不仅有着“家国两殇”的隐痛,而且所迁移之地亦非乐土,西柏林的资本主义社会让人无法融入,“在西柏林我什么都看不到,这使我痛苦不堪”。赫塔·米勒不仅像过去那样宣布了“对故乡的死刑”,而且也宣布了对“挣脱痛苦”这种追求的死刑。这是一个极度灰暗的态度,赫塔·米勒迅速将绝望的深度予以扩大,在《那时的狐狸就是猎人》她再度宣判了“移民返回故土改造故土”这一徒劳的“死刑”。庞大的“反抗绝望徒劳论”美学奠基作是她最富盛名的长篇小说《宝贝》,贫困山区的女大学生费尽心力向上爬最终被等级序列的官僚奸杀,另一位迷人的美女则通过不断出卖朋友而赢得“生活西方化、计谋东方化”的丛林式生存的胜利。

诺奖授予辞里赞叹米勒“少数民族语言运用的独到性”使之文学作品兼具诗歌的凝练。这是当之无愧的真正赞美,实际上,我们之所以愿意在中文匮乏的环境中“转战”别语寻觅米勒的小说,恰是因为米勒小说语言具有的无可匹敌的质感、奇幻以及穿透力,尽管有“美文不可译”的教训,但当你看到“汉化”后诸多诺奖小说的苍白,略加对比之下,感佩米勒远胜于村上、拉什迪、莱辛之流。《译林》中《黑色的大轴》仅一个开头就让人洞悉其构造意群的出众能力:

“井不是窗也不是镜子,向井里望久了,常常会望进去。那时,外公的脸就会从井底升起,停在我的脸旁。他的双唇是水。”

赫塔·米勒文学所代表的“价值无从依存”、挥之不去的阴郁感以及不断滋长的“绝望美学”因诺奖而加冕,这是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隐喻吗?这是新的冷感时代正在悄然上演吗?美国次贷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美式资本主义完全“变味”,很多确定的原则——例如“用自己的钱冒险,自己承担后果”之类的价值观完全解体,资本主义不像资本主义,社民主义不像社民主义,西方式民主“空洞化”、社会“投机化”、用“重吹泡沫”振兴经济、用印刷钞票刺激市场,“国有化”可以随机式复活,稳定的货币投放哲学被扔进了垃圾堆,原来的榜样力量侏儒化,曾经的非常手段“正规化”,就像赫塔·米勒所孜孜不倦刻画的那样,故土、国家以及别国都不能提供“稳定人心的价值依托”,于是一场无孔不入的黑色、一场无休无止的噩梦正在呼啸着席卷过来,也许用赫塔·米勒的言语定义这个时代最为准确:一个无休无止运动的残暴黑色大轴不断旋转着,它旋转着岁月,新鲜正直之物垂死越快,它就会转得越快,死得越多,就越空旷,时间就会走得越快,时间走得越快,死亡之物就越多,好帮忙去转那轴……

09诺奖得主米勒译本3个月后推出
在因不识新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暴露了对于中东欧文学了解的贫乏后,中国出版界又开始走向激进的反面。一些出版社已表示,他们会在最快时间内推出米勒作品的中译本,以满足国内对这个女作家的好奇。然而稍稍了解米勒的人提醒中国出版社切不可贸然行事。

今年没像对前几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莱辛和克莱齐奥那样“押中宝”,这让中国的出版社很沮丧,但他们很快决定要迎头赶上。昨天就有三四家出版社对记者表示,他们已同赫塔·米勒在德国的版权代理商取得联系,诚恳地表达了购买版权的意思。一位出版人告诉记者:“如果只看谁的钱出得多,那就反而简单了,版权买下之后,一本书1个月可以译完,这样3个月之内就可以上市了。”米勒的作品写得不长,尤其是一些中短篇小说集和诗歌,这给了中国出版社以“赶工期”的信心。但对米勒稍有一些了解的人都知道,对米勒作品“赶工期”是一件危险的事,主要是因为米勒文字意义深邃。

消息来源:http://news.sina.com.cn/z/2009Nobel/index.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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